铜川市，古属雍州，汉称祓祤，北周以后始称同官，1946年改用今名。所辖地域既是关中平原之门户，又蕴藏着丰富的煤炭、硫铁矿、石灰石、瓷土、铝土等矿产资源。

  从王家河、川口、黄堡、吕家崖等八处新石器遗址中发掘出土的煤玉环、煤玉铲、煤玉筓等煤玉雕刻制品，说明人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在这里开始了对煤炭的原始利用。

  由汉至唐，煤炭已成为皇宫官宦人家炊馔之燃料，耀州青瓷迨及宋代，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同官黄堡镇“十里窑场”所产之“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瓷器已闻名华夏。瓷业的兴旺推动了煤炭开采业，而煤炭业的发展又促进了瓷业的升华。金、元、明、清历代，同官的煤炭开采业颇有进展。特别是清政府采取“通煤运”和“听民自采”的开发政策，同官煤炭业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煤炭业的鼎盛时期。据统计，清代同官已有煤窑36处之多，年产量约36000余吨。

  民国初期，由于战争、灾荒、瘟疫等天灾人祸的影响，同官煤炭业几起几落，发展缓慢。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关中地区近代工业的出现，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豫诸省相继论沦陷，陇海铁路被切断，豫、晋煤源阻隔，更迫使陕西开发本省煤炭资源，以济煤炭短缺之虞。这就为同官矿区的开发，同官煤矿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可能。

  同官煤田，位于渭北“黑腰带”之西部，煤炭资源丰富，历来都是陕西主要产煤地区之一。1935年以前，由于交通闭塞，矿业并不发达。当时，陕西煤炭，主要是韩城煤炭，藉黄河、渭河水运之便，在关中地区占有主导地位。1934年12月，陇海铁路通车西安，晋、豫之煤藉铁路运费之廉价，乘机长驱入陕，垄断了关中煤炭市场，使渭北煤炭业受到严重打击，处于奄奄一息之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河南相继沦陷，陇海铁路交通被切断，豫煤断绝，晋、韩煤也因黄河水运不通，而无法运抵关中。加之沦陷区部分工厂西迁来陕，人民相继逃入，军队布防又云集于此，以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人口急剧增长，煤炭需求量随之增加，导致了从1938年起，持续两年之久的西安大煤荒。这种发展的新趋势，使陕西当局认识到：必须加快发展陕西煤炭业，才能度过危难。

  1936年，陕西省政府着手筹措开发同官矿区之规划。此年8月22日天津《大公报》载：“陕西煤矿蕴藏甚丰，惟多用土法开采，产量甚微，加之交通不便，运费过重，稍远即不能运销。现在西安市上所用之煤，多系由陇海路自晋、豫两省运来。煤价每吨常在16—17元上下，价既昂贵，若陇海路若发生阻碍，陕西省必立感煤荒。陕西省政当局有鉴于此，故拟决定兴筑咸同铁路（由咸阳至同官），开采同官煤矿，同时并进。计划自兴工之日起，于一年内路矿均能完成。建筑经费计咸同路长凡137公里，每公里按45000元计算，约需650万元，同官煤矿需款200万元。共计850万元。经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于上月间在沪与建设银行公司商洽，拟由该公司经手向上海各银行商借600万元，以陕西盐税及烟酒税担保，限期9年偿清。余200万则募集官商股份。”此一方案，“省府正在研究中”。邵力子先生，可谓有识之士。

  1936年2月，陕西省建设厅派技正白仕倜率同官矿区测量队，对同官煤田地质做出详细的调查。白仕倜，又名超然，陕西绥德县人，中国党员，从北大地质系毕业后，接受陕西省建设厅聘请，担任技正（即工程师）。此次入同调查结束后，即在《陕行汇刊》民国26年（1937）第一期上发表了《同官煤田地质调查记》。调查结论为：同官煤田，含煤在五层以上，总储量为 248,440,000吨（不包括焦坪矿区），足供百余年之开采。同官煤“炭分高，灰分低，发热量大，质量堪称优良。”为解决陕西燃料计，为开发西北宝藏计，为增加国家财富计，同官矿区均有设厂大规模经营之必要。

  1936—1937年，陕西省建设厅先后购置钻机两部，由高冠杰、白仕倜等人率领钻探队，以同官灰堆坡为中心，在十里铺、史家河、桃园沟等地开始打钻探煤。首先在灰堆坡打下了陕西煤田勘探史上的第一个钻孔。两年间共完成钻孔13个，总进尺2430.14公尺，探明储量6000万吨。①为同官煤矿的开采提供了科学依据。

  1939年1月，在晋、豫沦陷，陇海路断，陕西煤炭告急的情况下，陇海铁路局局长钱慕霖会同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积极奔走，筹办同官煤矿，建筑咸同铁路。经报中央政府蒋介石照准，遂由陕西省政府和铁路局双方商定了实施大纲。②同官煤矿预定募集资金200万元，由陕西省政府出矿区并认股三分之一，铁路局出三分之二。结果双方均未出够，省府以地皮费及探矿费作价70万元，陇海局只出了30万元，实际只集得法币 75万元。在资金不足，设备材料短缺的情况下，步履艰难地拉开了同官煤矿的建设序幕。

  是年5月10日同官煤矿筹备委员会成立，全称为“陕西省政府、陇海铁路管理局同官煤矿筹备委员会”，由其具体负责办矿事宜。主任委员孙继丁，高冠杰为代委员。6月23日，筹委会决定由高冠杰率领测量队共16人，赴同官实地测量，拟制矿区开发规划蓝图。初步划定同官煤矿开采范围为：南自十里铺，北至泰山庙，分布于县城周围、漆水河两岸。领采面积3656公顷，储量约 5000万吨。9月30日筹委会第12次会议决定，聘请高冠杰为同官煤矿矿长。

  高冠杰，字伟伯，陕西米脂县人，192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回国后，曾任河南中原煤矿公司工程科科长及陕西省建设厅探矿处处长，著有《调查同官、白水、韩城三县煤田报告书》等著作。就任同官煤矿矿长后，在资金不足，设备缺乏的情况下，开凿新井，恢复旧井，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到 1942年，资本由75万元增加到125万元。高公为发展同官煤矿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44年9月26日在西安病逝，终年47岁。由于高冠杰系同官煤矿创始人，其抚恤金、丧葬费从优给予，以励前功。按照经济部工矿抚恤章程，给予抚恤金5万元，特给丧葬费5万元，又特别给予酬金10万元。10月3日，高冠杰灵柩由火车运到同官煤矿，葬于前原，后人为其树石碑一座，以资纪念。

  1939年9月21日，同官煤矿第一期工程开始施工。在五里铺开凿第1、2号立井，从此，同官煤矿进入建设时期。1940年6月1日，第1号井凿至煤层，开始出煤。同年9月，第2号井落成投产。第1、2号井是为第一矿厂，设在王益村。同年11月22日，同官煤矿筹委会以20185元的价格，将私营新民煤矿公司之矿照、矿权全部收买接收，并改称第3、4号井，是为第二矿厂，设在十里铺。

  新民煤矿，位于县城西十里铺，于1937年3月创办，经理张林甫，资本5万元。该矿领采面积为8537公亩69公厘，煤层厚度 1.2米左右。有立井2个，安设0.5吨绞车2部，月产煤炭约80吨。是年产量4000吨，1938年年产9000吨。所产煤炭用牲畜、大车、小车运往耀县、三原等地销售。此年冬，因矿井水大，储量枯竭，经济周转不灵，被迫停工转卖。

  同官煤矿又于1939年12月2日，用洋5900元，将私营乾元煤矿公司矿权全部收买，同时改称第5、6号井，是为第三矿厂，设在灰堆坡（乾元煤矿公司位于灰堆坡，矿主傅寇儒，未建成即变卖）。

  由此能够准确的看出，同官煤矿在开设过程中，采取一手建凿新井，另一手是收买旧井。它以陕西省政府与陇海铁路局为靠山，利用其资金优势，与其他私营煤矿竞争中，很快的形成了生产能力，并在抗衡中迅速地突起。

  1945年，同官煤矿因第3、4号井煤炭资源枯竭，而于是年 6月1日停采。为了接续生产，又在七里铺北沟开凿了第7、8号井，是为第四矿厂。1946年，因第5，6号井煤源枯竭停采，又开凿了第9、10号井，是为新二矿厂。同年，又收买了第11、12号井，是为新三矿厂，并进行了扩建。

  经过1939—1946年苦心经营，同官煤矿的生产规模完全形成，累计共有井筒12个，自己开凿新井6个，收买旧井6个。各个井筒和井底装备了不同设备，采掘环节与手段比当时的私营煤矿较为先进，并拥有少量受过现代化采矿教育的各类专业方面技术人员。所以它已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最大的、唯一具有现代化采矿雏形的煤矿。同官煤矿各厂的井口位置及最高日产量见表一。③

  厂名 井口编号 开凿或收买时间 井口位置 开发方式 最高日产(吨) 备 注

  三厂 5、6 1939年收买 原灰堆坡，今青年路 立井 50 1946年采完报废

  新三厂 11、12 1946年收买 史家河 立井 100 今史家河矿前身

  同官煤矿每两个井筒划为一个矿厂，共划分6个厂，如表一所示。井筒最深76米，最浅43米。井径最大3米，最小2米。当时煤矿从其开采条件和开发技术方法的实际出发，如此划分井田与管理范围颇为合理。每个厂既可自为独立出煤、通风、排水、运料系统，也可以与相邻的厂联合组成大的生产系统。1940年到 1943年的四年间，该矿共有6个井口，分一、二、三厂。1946年，二厂第3、4号井报废，共有10个井口，分一、三、四厂、新二厂和新三厂共5个厂，8个井口出煤，2个井口通风，形成了联合生产系统。至同官解放时，该矿尚有8个井口在生产，分一、四厂和新二厂、新三厂。

  同官煤矿从建矿开始，就在部分井口安装了机械设备，为该矿成为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唯一具有现代化雏形的矿井打下了基础。1940年到1943年，该矿先后安装机器共22台件，其设备名称、数量见表二。④

  在建同官煤矿的同时，陕西省政府和陇海铁路局于1936年决定修建咸（阳）—同(官）铁路运煤支线月开始测量，历时两年多完成了定线月修至三原县，开始临时运营。

  1941年铁路修至同官黄堡镇，进入煤田边缘，为同官煤炭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2年1月，铁路修至同官煤矿。至此，全长137公里，耗资1275万元的咸同线全线通车，成为连接同官矿区与关中平原各个城市的重要纽带，不仅解决了同官煤矿的煤炭运输困难，也使同官矿区众多的私营煤窑得到了新生的机会。

  同官煤矿一面建设，一面生产，以同时并进的方法开始了同官煤矿的发展时期。鉴于所凿的矿井和收买的旧矿井，不断投入生产，生产能力逐渐扩大，煤炭产量递年增加。1940年产量仅有 20，700吨，到1946年达到了它最兴旺的时期，全年生产煤炭 211，393吨，历时6年增长了10倍多。此年也是同官煤矿在民国时期煤炭年产量最高的一年。1947年以后，由于生产矿井慢慢地减少，矿务人事领导变化频繁，加之人民解放战争逼近同官地区，人心不稳等内外原因，煤炭产量始而年年在下降，迨至1949年解放时，全年煤炭产量下降到129，609吨，与1946年相比，下降 63.1％。其历年产量见表三。

  1.矿井构筑。同官煤矿的所有立井均为圆形，除井径之黄土段与松软岩层段，井壁须用木板箍成六角形，或用砖石砌成圆形，以防陷塌之虞外，其它均无支护。凿井见煤后，须另掘一井，以便通风之用，两井间以煤巷联结相距10至20米。然后视煤层走向，沿煤凿巷，为采煤作准备。

  2.矿井提升。矿井初期提升因无动力，全部系人绞木质辘轳、麻绳、荆筐提煤或下人。后期，辘轳提升方式又改革为葫芦提升为平轮提升等两种较为进步的形式。1943年，由于购置了锅炉、绞车（高车），始在第2号井改造提升系统，制作钢质罐笼，安置井筒稳绳，并于4月1日完成了升降机的安装。一次可载数人，机器一动，只要几分钟，即可降至20丈深的井底。此后，陆续开始其它矿井提升系统的改造，一厂、新二厂、新三厂各个井筒均逐渐改为机器提升。

  3．井下运输。井下平巷铺设有轻便铁道，用木质铁轮小车运输，斜巷仍沿用人背筐运输。

  4.通风、排水、照明。矿井通风仍然沿用两个井口标高之高低差的自然通风方式。为了造成空气重量之差异，便于空气流通，在出风井井底或井口设火炉加热空气，减轻泛风重量，便于上升流通。由于井下自然通风，风力太差，工人苦不堪言。井下排水开始用手压泵，后逐渐改用汽泵排水。照明用自携式清油灯。

  5.采煤。多采用方柱式采煤法。其法，据《同官县志》记载：是沿走向开二直巷并进，稍远则单开横巷以通直巷之风，即成天然之方柱。斜层煤采掘法，亦用方柱法而稍异，如煤层倾角太大，则沿煤层斜面开二横道，一运输，一通风，相距约十尺至十五尺，二者连以矿槽。运道高度，以煤层之厚薄而异，宽三尺。二横道进度可至百余尺，中间须留煤柱。挖煤之处，约宽五尺至七尺。缘煤层性质与顶底板之岩石，皆或软或硬，故方柱之尺寸亦须随而变更也。至于长壁式采煤法，因顶板岩石软多硬少，危险性大，则很少采用。

  6．井下生产。1943年4月宋国荃所著《同官矿厂调查记》之《井内一瞥》一节所载内容，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同官煤矿井下生产情况。其文云：“在未下井之先，承工程处某君领至更衣室，将笔者所着之衣袜等物完全卸去，换以专备下井之外衣，头戴笠帽，右手执短木杖，左手提清油灯。至第二井即上升降机，机器开动即直达二十丈深之井底。由某君领导进直大道，长约三百余公尺（另有大道，长约二百余公尺），向南折转南大道，内有轻便铁道之设，以便运煤；至井底出口处，复向转入一小道，行约数十丈，则为产煤之地层，高不及四尺（此煤层厚在五尺左右）行走甚为不便，须弯腰至四十余度而行；同时内部使用火药爆炸，气味殊为恶劣，……且湿度也较井外为高。井内工人纯成黑色，每人头上包以很厚之头布，额上用油布裹以油灯，绿色火焰由额上冒出，每人身荷煤筐，在井下蠕动。现时每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月能工作二十余日，每日必须掘出四百公斤煤炭，多奖少罚。” “井下小道则坎坷不平，行走稍不填，即有卧倒之危险，但矿工则视之如平地。有一人负一小车，有以绳拉动之竹筐，内装煤炭匍匐摸索工作于阴暗之小道中。”“井道如斯之深，如斯之坎坷，复有如此严格之规定，其生活之苦概可见矣。”“此种生活自属困苦，但较之私营而用土法开采者之待遇又为优适。例如土法开采之工人，虽已有十日换班、半月换班之规定，其衣食住在工作期间均在井内，无见天日之机会，该厂则为十二时一班，两相比较，大有天壤之别。”

  7.矿井供电。1945年10月，该矿用陇海铁路局1台200马力和1台30马力火车头作动力，带动1台25千瓦交流发电机和两台 21马力直流发电机发电，供地面机修与照明用。

  l.矿厂领导更迭。同官煤矿筹委会于1940年7月6日结束工作，继而成立了“陕西省政府陇海铁路管理局同官煤矿管理委员会”，标志着同官煤矿正式成立。1942年又改组为理事会。

  第二任理事长吴绍曾，1946年7月17日奉调离职。第二任矿长由原副矿长刘宝忠接任（刘宝忠，天津北洋工学院毕业）。

  第三任理事长由常务理事杨恩熙代理。1647年1月17日正式任命。矿长刘宝忠与副矿长刘毅长期不和，互相倾轧，1945年5月，理事会决定免去二刘职务。第三任矿长由常务理事刘濯清兼理矿务（刘濯清，保定陆军学校毕业）。1946年10月21日，刘濯清因体弱多病而辞职。

  第四任矿长马青苑（马原为杨虎城部师长，后投靠蒋介石）。1948年4月5日，马赴南京参加国大代表会议，一去不返，临行时仅差旅费一项，煤矿就支付当时法币3000万元。

  第五任矿长由常务理事林翊春兼任。1948年7月25日《华北新闻报》载：“同官煤矿事务课郝梦周十余人联署向省参议会控告矿长林翊春贪污一则……”，后理事会派员检查，未有结果， 8月12日理事会批准林辞职，由副矿长孙俊杰继任第六任矿长。

  1949年1月25日，杨恩熙辞去理事长职务，孙俊杰辞去矿长职务。陕西省政府和陇海铁路局先后任命王企光为第四任理事长，马进为第七任矿长（马进，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原为该矿工程师、副矿长）。同年2月16日理事会批准矿长马进所请，聘请白仕倜、徐镇北为副矿长。马进、白仕倜既是民国时期同官煤矿的最后一任矿长，也是铜川解放后同官煤矿的第一任矿长。

  2．管理机构与设置。理事会为同官煤矿最高权力组织，共有理事9人，其中省政府3人，陇海铁路局6人。另设监事2人，省府和路局各1人。由理事会聘请矿长1人，副矿长2人，矿师1人。下设三室二课：会计室、秘书室、技术室、工务课、事务课。工务和事务课下又各设4个股。一、二、三厂设有机务、土木、采购、库务、帐务、文书、事务等股。其他的还有医院、学校、矿警队、员工福利社等机构。该矿学校有教员10人，1949年有12个班，260名学生，是民国时期该校发展的最高峰。学生大部分是职员、监工、工头的子女。医院1所，院长1人，医生4人，护士长1人，护士6人，护理生4人。员工福利社有浴室2所，共有6个浴池。

  据宋国荃1943年的记载，同官煤矿当时有职员170余人（未含医院、学校）；月薪最高2500元，最低1000元，每月共计21万元。工人2000人，每月最高工资1500元，最低830元不等，月支180万元；学徒5人，学习2年、3年不等，每月工资津贴700余元。年终按照经济部颁发矿业奖金办法办理。米代金、膳、宿、技术津贴等，均包括在薪资数内。外有采煤奖金、提煤奖金等之规定。职工因公务伤亡者，给予二个月以上之抚恤费。1949年，有职员197人，工人948人。工人工种，分为里工制、包工制、租采制三种：

  1.里工制：里工即由矿方直接掌握的固定工，大部分为技术工人和机修、库房等重要岗位人员，当时有里工948人。采煤工人系里工制，每15人设1工头统之，每60人设1监工整理之。里工制与现在的计件工资制与计时工资制相同。生产工人以计件工资为主，每人每工（12小时）以8斤面粉为标准，按发工资时的面粉价格折算发绐现金。每工规定出煤定额为400公斤，多产时按比例发工资，少则按比例扣减工资。实际上该矿井下工效只有 289公斤，很少有工人超过矿方规定的定额，因而每工工资很少超过8斤面粉，由于每班长达12小时，井下工每月只能上20个班左右，所以月工资一般不超过3袋面粉的钱数。再加上当时物价飞涨，工人拿到工资后，常常买不够他们应得的面粉或其它相应数量的生活用品。

  2.小包工制：小包工即外工制。工人由包工头管理，矿上不予注册，矿方只和工头发生关系。小包工制的每吨煤的包价由工资、灯油价、炮药钱三项组成。

  工资：每吨煤包价内的工资，按矿方根据井下生产条件核定的定额，算出每吨煤所需的工数，乘以8（每工工资面粉斤数），再乘以面价，即为每吨煤的工资数。

  据记载，当时各厂的定额是：一厂每工400公斤；新二厂每工 400公斤；新三厂每工350公斤；四厂北区每工350公斤，二区每工450公斤；搬运工每工1200公斤。

  3.租采制：即招商租采，矿方只收租采人的租金及手续费，其余一概不管。该矿在二厂实行租采，租金是每出100吨煤，收 25吨煤价的租金，其余75吨，按煤价再收5％的手续费。

  1.煤炭销售。同官煤矿煤质属半烟煤，性半团结。固定碳占73％，挥发份占16％，灰分占10％，硫占0.5％。所产煤炭分4种：大炭、二炭约占7％；渣煤与混煤约占90％；含矸率约占3％。

  所出煤炭主要供应铁路机车与西安、宝鸡和咸同沿线各地工厂、作坊、居民生活用煤。陇海铁路机车原用河北省六河沟煤作燃料，潼关以东阻断后，则转用陕西煤炭。对陕西煤炭质量能否适应机车，路局方面极为关心。1941年5月，富平火车站利用同官矿区诚福煤厂所产之煤，让火车司机试烧，司机赞不绝口，连称好煤，届时又经陕西工业试验所及中央研究院化验，证明同官煤适合火车烧用。从此以后，同官煤矿所产之煤多为机车使用。

  同官煤矿所产煤炭，一直属于“陕西省战时煤炭统制运销处”统制运销，除供陇海铁路机车燃料外，其余煤炭经“煤统处”销于西安、咸阳、宝鸡等地。1946年1月，因西安煤荒严重，同官煤矿奉令，该矿所产煤炭只保证供应西安中央公教机关、慈善团体及机车用煤，其余不予供应。

  2.煤炭运输。同官煤矿生产的煤炭，在火车未通前，全靠马车运输。1939年12月30日，未解决运料拉煤，矿筹委会成立了运输队，计有胶皮轮胎马车8辆，骡20头，车夫8人，助手4人，往返同官、西安之间。1940年拉出第一批煤炭计有5吨，售给西安广仁医院。同年1月，陇海铁路拨给同官煤矿筹委会旧卡车1辆作价7000元，1942年咸同铁路通车后，复又收回。从此，该矿所产煤炭均由铁路车皮运出。

  同官煤矿从建矿到1942年，矿部一直设在仅有的10孔土窑洞内（今五里铺后半山坡上），直到1943年，才在五里铺北边（即解放后矿务局原址）修建了一个四合院作矿部。办公室照明原用煤油灯，1945年开始用一个火车头发电供办公室照明。1947年前后修建起房屋912间，窑洞637孔。工人住土窑洞，没有床板，全部睡地铺。

  1941年1月18日，同官煤矿为了多出煤炭，规定旧历年及五一劳动节，所有员工概不放假，照常生产，凡节日上班者，照发双倍工薪。到1947年8月，同官煤矿已将井工工资调整为每日1万元，但物价飞涨，1万元连3斤白面都买不到。工人“上有高堂老母，下有黄口小儿，如何糊口？”至11月中旬，每斤面价涨至6000元，井工生活受到威胁，莫不惶惶终日，影响了生产的发展。矿方为安定员工情绪，又改货币工资为发放实物，即每工工资为5斤面粉，比以前降低了3斤面粉，工人生活水平虽有下降，但总比发纸币要好的多。

  尽管员工生活如此艰苦，但苛捐杂税、献款进物之事时时从天而降，更增加了他们生活中的困苦之感。1943年10月6日，为响应陇海铁路局特别党部发起的献（飞）机运动，同官煤矿以全矿职工的半月薪，缴纳15000元。1944年6月16日奉命，以慰劳空军联合队的名义，缴纳布鞋200双、毛巾200条、肥皂50打、咸菜100斤以及药品等物，共花洋5万元。同年8月 11日慰劳衡阳抗日将士捐款2万元。12月9日又向来华对日作战的美国空军献款3万元。1946年10月31日，同官煤矿又奉令捐款417,467元，汇给西安交通银行，作为纪念蒋介石60岁生日之费用，实际上此款乃克扣同官煤矿员工8月份30％之工资。1948年5月8日，铜川县政府以“救济地方”为名，向同官煤矿索借了3亿元，之后还要借5亿元，矿方只好以“经济拮据，无力再借”而拒绝。同年6月12日，驻铜川暂二旅，以护矿为名，每月向同官煤矿摊派煤炭100吨。同年7月16日，铜川卫生院以“充实药械设备”为名，摊派同官煤矿捐助 5000万元。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据1943年宋国荃所著《同官煤矿调查记》记载：“近年来营业总计约2000万元；其资负情形，固定资产约6,378,000元，流动资金约3,454,000元，其它资产约2,522,000元；固定负债约 1,800,000元；流动负债2,710,OOO元，其它负债7,685,000元；一年来盈100万元。”以后虽未有详细记载，但以其状况则略知一斑。

  从1948年3月开始，由于解放战争快速地发展，当局颇感恐慌。在此形势下，陇海铁路局与陕西省政府，先后两次密电同官煤矿矿长马青苑，督促速将炸药、雷管、精密仪表、重要设备、文件帐簿、地契图表等，密转西安保存。同年11月，同官煤矿理事会为扩大势力，工人，向当局索要枪枝弹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复电：“查武器目前库存缺乏，所请暂从缓议”。3月25日中国人民西北野战军某部占领黄堡镇，马青苑矿长十分惊慌，于4月6日离矿赴南京参加国大代表会议，从此一去不返。1949年2月中旬，地下党员任启明秘密来矿，与同官煤矿副矿长白仕倜接头，安排保卫煤矿安全问题。白以副矿长合法身分和驻军团长刘奉学（后起义），收缴了政治情况复杂的矿警队枪枝，同时组织起工人护矿队，保卫矿山重要设备，迎接矿山解放。

  1949年2月21日，铜川解放，中国人民一野副司令员赵寿山亲自给同官煤矿员工讲话，号召大家以主人翁精神办好矿山。随之，西北兵工部与关中军分区立即派出军代表宋炳祥等，对同官煤矿实行军管。3月16日，驻铜奉命战略转移，撤出同官煤矿。4月27日，铜川收复后，西北局财委会派军代表杨树生接管同官煤矿。至此，同官煤矿终于获得了新生。5月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同官煤矿委员会，主任索鉴平。5月20月西安解放。前矿长马进自西安返矿，在管委会领导下继续与前副矿长白仕倜主持矿务。6月初管委会正式任命马进为矿长，白仕倜为副矿长，孙肃灿为工程师。7月23日，管委会正式批准《同官煤矿矿务会议组织条例》。条例规定：“矿务会议为本矿最高组织形式，由下列人员组成：①管委会3人；②正副矿长2人；③工务科、总务科、人事科、会计室主管4人；④工会主任及职工代表8人；⑤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技术人员2人。”凡本矿行政组织机构、生产计划、管理制度、财务预决算、人事调补升降奖惩、职工福利事宜等，均由矿务会议决定，矿务会议实行民主集中制。11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努字第178号命令，颁布《矿业开采暂行条例》，着矿主立即填报申请书、矿区图、矿床说明书等，经核准后，准许继续开业。

  1949年解放时，同官煤矿有立井4对，即一、四、新二、新三厂，有机器设备26台件（见表四），在册职工3180人。其中一厂、新工厂进入衰老期，四厂是早年老井，只有新三厂（史家河矿前身）条件较好。

  1950年3月1日，同官煤矿由西安铁路分局移交给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直接领导。

  1951年1月24日，西北工业部决定，将同官煤矿移交给陕西省人民政府工业厅煤矿管理局领导。

  1953年6月18日，同官煤矿由陕西省工业厅煤矿管理局改由西北煤矿管理局领导。同年7月1日，西北煤矿管理局（53）西北矿办字第163号文指示：为适应基本建设需要，加强部门领导，以奠定未来发展基础，决定将同官、新建、新泰3个矿从7月1日起合并，并命名为“铜川煤矿”。下属3个矿井：原同官煤矿三厂改为第一矿井；原新建煤矿（私营同福煤矿）改为第二矿井；原新泰煤矿（私营同泰煤矿）改为第三矿井。实行8小时工作制，8级工资制。铜川煤矿第一任矿长白占玉。

  1955年11月1日，煤炭工业部决定，铜川煤矿改组为铜川矿务局。白占玉为局长，宋炳祥为副局长，潘焕隆为总工程师。

  从1940年同官煤矿成立，到1955年铜川矿务局成立，铜川矿区开始了起飞。到1985年，又经过30多年的艰苦创业，铜川矿区已形成一个设计年生产能力1000万吨，生产原煤1000万吨的大型矿区。它已成为陕西省燃料供应的主要基地。30年来共为国家生产煤炭13500多万吨，上缴税金18600多万元，现铜川矿务局有现代化煤矿12个，矿井15对，职工64000余人。

  从1936年至1985年历经50年历史，铜川矿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铜川市的十里长街，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熙熙攘攘，繁华似锦。山川原谷，井架铁塔，高耸云霄，隆隆绞车，把地层深部的煤炭提到地面。一列列火车，把煤炭运到城镇乡村、工厂码头，以其特有的光和热，推动着我省经济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千万人开拓不息的结果，既有象在民国时期的高冠杰、白仕倜、马进、孙肃灿等知名和不知名的员工们的功劳，更有解放后无数老干部、技术人员与广大矿工们的卓著贡献。同官——铜川的矿工们正在奋起，为把人民的矿山建设得更加美丽而在辛勤的工作。

  上述记述内容，系根据部分文献和采访资料纂写。所记内容难免有错误之处，请读者不吝指正。